2015年圣诞节前，一位住在德国巴伐利亚邦的78岁退休老人，因为买不起食物，在连锁平价超市的垃圾桶里翻找被丢弃的食物。路过的民众看到，向超市投诉并报警。后来老人被起诉，法庭上的医学专家研判，老人患有早期轻微失智，但是仍可完全掌握自己的行为，「有能力负刑责」。最后法官判决，老人因「非法闯入」与「偷窃」，被罚以200欧元罚金。

此判决在德国媒体上引起热烈讨论，不只针对该判决是否过当，老人翻找垃圾桶求生的画面也迫使各界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作为欧洲第一强国的德国，老人们何以晚景如此凄凉？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又该如何面对？

▋逐渐高龄化的德国

德国是一个高龄化社会。老化程度多高？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字，2015年时德国人口中60至80岁的比例有21.6%，而80岁以上更占了总人口的5.8%——也就是说，德国每4个人就有1位在60岁以上，这个比例还在逐年增高中。于2015年出版的调查报告《到2060年为止的德国人口趋势》（Bevölkerung Deutschlands bis 2060）里，联邦统计局也指出：如果以退休年龄来区分，2015年时德国的65岁以上人口比例为21 %，到了2060年，将高达33%。

这表示，到2060年，20至65岁之间的就业人口比例将从现在的61%降低到51%，而每3个德国人中，就有1位是65岁以上。

不管德国人多么不愿意，都得看到这个老年化的趋势，都必须开始想像这个社会中有1/3的人高于65岁。而除了致力减缓这个趋势以外，也开始思考应该如何面对高龄社会的各种新旧挑战。

▋越来越危险的老年贫穷化

第一个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的棘手问题，也是各种政论节目喜欢讨论的问题：老年贫穷化（Altersarmut）。

如何定义贫穷？收入多少才算是贫穷？联合国曾经定义绝对的贫穷（absolute Armut）为每天收入1.25美元以下，但是德国学界比较不使用这种绝对的定义，而倾向用相对性的概念定义贫穷。

例如「陷入贫穷危机」（armutsgefährdet），其定义为少于一般人平均使用收入的60%（Menschen, die weniger als 60% des mittleren Netto-Äquivalenzeinkommens besitzen）。很遗憾的，虽然德国的经济表现亮眼，但是陷入贫穷危机的人口比例却逐年增加。落在「陷入贫穷危机」范围里的人口比例在2005年时为12.7%，到了2014年上升到16.7%；而65岁以上的陷入贫穷危机人口比例为16.5%，随着老年人口比例提高，可以想见老年贫穷人口比例也逐年增加。

但是也有人认为，贫穷是相对性概念，德国是否真的有老年贫穷化现象，不能只是看少数几个标准来评判。不过，老年人口愈来愈多，而这之中愈来愈多人的可支用收入符合陷入贫穷危机也是事实，这个问题已广受注意。最重要的关键因素是，现在的退休金制度赶不上时代变化。许多人──尤其是低薪者──工作超过40年后退休，退休金不足1,000欧元，扣除房租水电保险等各式必要开销后，只剩下每天不到10欧元来支付食衣住行等等各项费用。因此即使很多退休者百般不愿，还是得承认自己属于贫穷阶级。这个议题在政论节目与新闻报导中已被广为讨论。

关键的问题点是，退休金给付制度是一种建立在移转制（Umlageverfahren）上的社会保险，也就是：目前的劳动者提拨一定比例所得到退休基金里，支付给退休者；而劳动者未来的退休金，是由再下一代的劳动者给付。一代一代各自负起自己的责任，一同撑起全体社会，这也就是世代间契约（Generationenvertrag）的意义。

但这契约最大的问题是：上一代的人多，下一代的人却愈来愈少，能为这个社会贡献的人也愈来愈少。政府虽然想改革退休制度，但能够着力的点还是不多。目前除了延后退休年龄与增加提拨社会金外，也通过减税手段鼓励民众投保私人退休保险，期待能缓解退休金不足的问题。

▋即使有退休金，也可能无法满足基本生存保障

老年贫穷化问题愈来愈严重，除了上述人口结构因素造成世代契约的失效、退休金减少，还有其他原因，例如：给予低收入户以及失业者的津贴变多，造成政府在老年保障上的排挤效应；另外，劳动市场急剧变化中，即使有工作，很多人也只能找到低薪工作，履行世代契约的能力有限，或者根本薪资低到无须缴纳社会保险（sozialversicherungsfreie Beschäftigung），因此整体的老年保障难以提升。

去年年底，第一电视台（ARD）播出了一集专题报导「就算工作还是没什么退休金：谁受老年贫穷威胁？」（Trotz Arbeit kaum Rente: Wem droht die Altersarmut?），即探索了这个现象：愈来愈多老人必须在超市捡拾食物、路上回收空瓶、或者在慈善超市以接近免费的方式购买将过期食材，即使他们仍有退休金。

目前有54万个退休者因为退休金少于最低生存限度，必须依赖政府另外补助，其中包括「基本生存保障」（Grundsicherung）。可是报导也指出，实际上的老年贫穷者远超出此数字。推测应该有140万左右的老年贫穷者需要申请基本生存保障，可是很多人不愿接受自己是贫穷的事实，因而也不愿申请社会救济。

基本生存保障是德国政府作为一个社会福利国家的重要政策，依照《社会法》（SGB）规定，政府需支付年老贫穷者以及低收入户者津贴，使他们能维持最低生活所需。依法，有权要求基本生存保障者为年长者、18岁以上持续的低收入者，扣除遗产外，将依照每人年纪、家庭或健康状况等不同标准补助。政府会严格计算收入以及财产，以确认申请者符合低收入户资格，例如计算申请者的净收入、2,600欧元以上的财产以及伴侣的收入。

到底多穷的人可以申请基本生存保障？因为每个人环境条件不同，算法各异，相当复杂，但大致说来，当前最低生存限度约为每月795欧元。去年年底时媒体报导，目前德国劳动者如果以平均工作38年计算，退休时领的退休金要达到这个数字，现在的税前月薪要达到2,330欧元。德国现在约3,700万的在职者中，有1,950万人的月薪不到这个数字。因此很明显，如果制度没有改革，未来将有52%的在职者于退休后贫穷化，必须依赖政府补助才可能勉强维生。

政府的补助中有一很重要的项目是租屋津贴。 2013年时全德国有665,000户申请租屋津贴，其中46%（305,900户）是退休者。退休者的租金负担占收入比较高，大约33%，因此租屋津贴对于缓解老年贫穷化问题极为重要，有鉴于此，2016年时政府进行改革，提高补贴额度，放宽资格，申请住宅津贴的住户将增加32万户。

▋德国的长照津贴制度

另一个老年化社会常见的问题是照护。目前德国的情况是需要照护者愈来愈多，2015年年底时，共有290万需长照者（Pflegebedürftige，定义为需要至少6个月以上长期照护者），其中80%以上超过65岁，有极高的申请照护的比例是养老院。专家推测，到2020年需要照护者将有350万人。

德国从1990年代以来运作的制度是，在职者如参加医疗保险，则必须同时提拨缴纳长照保险（Pflegeversicherung），等到需要照护时，则可以向政府申请照护津贴，但是津贴一定不足，缺额部份则必须仰赖自己或家人支持补足。

能够申请多少津贴，需要医疗与社会机构根据照护状况的评估。之前的系统是三阶段制（3 Pflegestufen），主要评估标准是需长照者的身体照护、进食、行动能力受到影响，要对之提供照护以使这些日常事务正常化，必须花费多少时间。举例来说，如果一位第一阶段需要照护者，每天照护员来照理其生活所需时间为1个半小时，则每个月需支付给照护员1,215欧元，其中可以向照护保险申请支付450欧元，自行负担765欧元差额。

如果被照护者是更无自主照护能力的第二阶段，每天需要照护的时间更久，一个月必须付给照护员2,340欧元，但是可以向照护保险申请支付更高额的1,100欧元，自己也须负担更高的1,330元缺口。到了最严重的第三阶段则无法居家照顾，必须进入疗养院，每个月要付给照护员3,400欧元，照护保险给付1,550欧元，自己负担1,850欧元缺口。这一套系统是建立在时间单位的标准，随着须被照护时间加长分级，政府支付总额会变动，而自付额也会变动。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填补不足额，因此有些人会在法定长照保险外，再加保私人保险。

▋把重点放在改善能力

但是这一套系统到了2017年1月1日开始，有了新的制度，也就是《第三部强化长照法》（Das Dritte Pflegestärkungsgesetz）的实施，其最重要的精神为3阶段改为采取5级制（5 Pflegegrade），将需长照者评比为5级，不再强调照护时间，而是由专业医疗人员及社工人员以更弹性细致的标准来判断。这一套评比标准被称为「新评量系统」（NBA, Neuen Begutachtungsassessment），由以下6个评比模组构成（称为模组，因为各模组中还有许多更细的观测选项）：

1. 行动能力（Mobilität），比重10%。
2. 认知及沟通能力（kognitive und kommunikative Fähigkeiten），比重7.5%。
3. 行为模式及心理状态（Verhaltensweisen und psychische Problemlagen），比重7.5%，与前项取一最高分者计分。
4. 自我照护能力（Selbstversorgung），最重要，占40%。
5. 服药或遵循其他医疗处方能力（Umgang mit krankheits- und therapiebedingten Belastungen），比重20%。
6. 顺利日常生活能力（Gestaltung des Alltagslebens），也包括正常社交能力，比重15%。

专业人员依照NBA评比出来的分数综合，可以更个人化地判断需求者需照护的程度（Pflegegrad）属于1到5哪一级，而在旧制度中的三阶段会自动晋级（例如原来的第1阶段就是新制的第2级），因而可以获得更多国家资源补助。这套今年新上路系统的好处还在于，标准不再锁定于身体照护、进食、行动能力的照护时间，而纳入以往被忽视的状况，例如认知能力评量。影响最大的就是失智症患者──失智症患者初期在身体照护、进食、行动能力上可能不符合旧制法定标准，因而无法申请补助，但是却已经造成家庭内照护者的极大负担。

另外，新系统目的也不仅是对需长照者分级以决定资源分配，还希望透过专业照护人士的评比咨询，提出任何可能增进被照护者自主能力的建议（例如治疗方式、疗养、居家环境改善等）。换言之，新制度注重照护咨询（Pflegeberatung），目的是强化自主能力（Selbständigkeit），也因此自我照护能力是前面6个模组中最重要的一项。

▋把奶奶出口到东欧？

另外，我们可以从近几年媒体常报导的奇特的「出口奶奶」现象（Oma-Export），一窥德国老年问题及长照问题。

如前述，长照成本极高，个人的长照保险只能支付部份，缺口部份是有些家庭的重担，再加上德国的专业照护人力其实也不足，因此这些年来部份家庭将家中长者送到东欧的疗养院，以降低长照开销，媒体便造出这个怪异的名词「出口奶奶」。

为什么是东欧？因为这个区域还在欧盟内，德国长照保险仍可支付。且东欧相对便宜的人力成本，有足够的谙德语人手，离德国也不算太远，遂成为收入较低家庭的替代方案。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有不少东欧来的移民客工，在德国工作多年，也缴纳多年的长照险，因此有资格申请长照津贴，在年老体病后选择回到家乡。

如不是因为返家，而是因为开销原因而被家人送到东欧，其实是个残酷的景象。 《周日世界周报》便这么评论著：「说得难听一点，愈来愈多德国人因为开销原因，将他们的父母遣送到国外去，然后便遗忘了他们。」但是也有评论者认为，德国疗养院每个月约4,000欧元，而波兰大约只要1,300欧元，提供的设备可能还比德国好。如果被照护者可以过得更好，为什么不？难道下一代要为了上一代放弃一切吗？

《世界周报》报导，根据民调，一半的德国人愿意在能够节省开销下，考虑将其亲属送去国外照护，不过有1/5的德国人也说，前提是国外的疗养院有德语照护人力，以及与德国同样的照护医疗水准。

除了家属希望节省开销，也存在着当事人自己希望住到东欧的疗养院的例子。媒体便报导了结婚50多年的一对老夫妻，从未分开，直到妻子中风后，需要专业照护只能进入疗养院，而先生必须孤独过日，因为其经济状况不可能让他再进入疗养院陪伴妻子。后来女儿帮他们找到解决方式：老夫妇到了波兰的疗养院，终于又能住在一起。

▋一同面对老年浪潮

德国因为老年化而衍生的问题错综复杂，幸好目前经济表现极佳，联邦政府已数年无赤字，因此能够投入更多资源以试图解决老年化社会问题，包括维系基本生存保障制度、提高住宅津贴及改革长照制度等。可是退休金问题面对的是人口变化的结构性因素，短期还是难解，也因此，这些年来关于难民问题的讨论中，「补足青壮人口」一直是支持接纳难民的意见里很强的论点。

老年化问题不是一个德国独有问题。日本社会学者藤田孝典2015年出版的《下流老人》一书也清楚点出了日本老年化社会中政府缺乏应对之策而可能导致社会崩毁。然而，德国的老年化问题有其特殊脉络，德国清楚意识到国家不能不面对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找到解决方案。

目前德国挟其强大国力，投入科技研发，试图在智能家庭科技上打造更适合银发族居住的环境，另外其生医产业也倾力研发治疗失智症的药物。德国今年实施的长照制度改革，也是为了面对老年化问题而不断修正其法律社会架构。不过老实说，社会变化的脚步永远比因应政策的改革还要快，德国那些贫苦老人们仍将继续省吃俭用，而德国作为一个强调社会团结的强国，势必不能坐视未来逾1/3的国民必须困坐于因年长而来的各种问题，甚至失去生活尊严，必须倾力解决老年问题的艰巨挑战。我们这些同站在老年化浪潮上的国家，应该密切观察。